他们都叫我小姐，他们的老婆叫我鸡婆，我知道那是一个骂人的词。有时，惹他们不高兴了，他们也叫我鸡婆，或者直接叫我婊子。我是一个小姐，今年四十多岁了，有些人趴在我身上的时候，我不知他们想到了他们的妈没有，我都可以做他的妈了。我是从农村来的小姐。
我妈是个农民，我爸是个农民，我也是个农民。我是六0年生的，从小跟着父母在田地里讨吃的，干起农活来又快又好。在我二十岁的那一年，远房的姑妈托人到我家来提请。母亲手上还抱着她最小的孩子。生养孩子这个活儿把她拖累了，她没有多少时间来想别的。就是她一句话，我和我那远房的表哥结婚了。
亲上加亲没有让我们有多亲。日子过得实在太苦了。一年到头在田里做，地里做，把提留一交，把公粮一交，余粮一交，剩下的粮食还有多少呢。四个孩子那是四个讨债鬼，他们张嘴要吃，伸胳膊要穿，大了要读书。
第二个孩子是个男孩，一次发高烧，正是双抢的农忙季节，没有钱到医院去，也没有时间来照顾他。在家里拖着。那天晚上，孩子烧得浑身滚烫，一直迷迷糊糊的，也不吵闹了。烧退后，孩子的右腿就废了，孩子成了个瘸子。那些年真是海水煮黄莲，日子过得又苦又咸的。我半夜想起来就心寒。
越穷的夫妻，越爱互相折磨。我们要么懒得开口说说话，开了口就是日娘倒娘地骂。要么不动手，动了手就得起包、破皮、见血。
老公后来贪上了赌牌。。只要手头有几个钱，他就跑到牌桌上去了。一次家里烧着锅，叫他到村子的小卖店去买盐，锅都烧破了，还不见他人。后来在村头的枫树下找到了他。他正和几个青皮后生一起赌牌。没钱他也赌牌，输了画乌龟。每次在牌桌上找到他，总是看到他头上贴了几个纸上画着的乌龟
日子熬到了九零年，村里有人到南方去打工。起先是男人，后来是把老婆带去了。打工的人家像吹气球样的发了起来。原来共一个老屋场的人家慢慢把老房子拆了，在镇上批了地基，做了新房子。那明三暗六的瓦房子引出好多强咽下去的口水。
慢慢地，村里传出来了，那些女的在外面做龌龊事。跟个男人睡一下，就五十元钱。天爷，一担谷子才卖四十五元钱啊！在田里收一担谷子不知要滴多少汗，还不说下的本钱。半年的时间，村里三十五岁以下的媳妇全出去了。那一年，村子里刚承包到户一样，有把脚步蹬得山响的，有把眼睛鼓得牛大的，还有吐口水的。好多人家里，关了房门，闹得风起水响的。
我的心里像搁了块铁板，又沉又慌。我还住在嫁过来时的老屋里。一共两间房子。厨房和茅房是后来用土坯砖砌的，房上盖的洋毛毡换了几次。一到雨天，房顶上滴下酱油样的水来。好多人家搬出去了后，那几间房子就更是住得人心里慌慌的。
九一年秋收后，和老公狠搞了一架。那天中午炒菜时，盐放多了。男人一边在菜碗里挑挑拣拣，一边嘴里不干不净的骂。
我火性上来了，把他那埋在土里的老娘翻出来日了个够。他用耘禾棍把我捶猪样的捶了一顿，一边骂：“没用的婊子，只会在屋里跟我发狠，你有狠，到外面像别人样的赚钱来养家，老子给你倒洗脚水都行。”我知道这个没用的东西被钱照花了眼，起了心思了。
那天我割了六元钱的肉，分两餐做给孩子们吃，还煎了韭菜肉丁盒子蛋。吃晚饭的时候，我对孩子们说我要出去打工了。孩子们吃得抬不起头，大女兰子儿说下半年不读书了，在家洗衣做饭带弟弟。
那天晚上十点我和村里的另两个堂客出了村，走到七里外的小镇上搭长途客车走的。
我以为我会想家，会哭的，我没有。那儿有一个旅社住的全是附近十里八乡的堂客，就像在自己村子里呆着一样。我去的第二天就接了一个客人。
他约摸有四十多岁了，黑皮黑脸的，穿一件汗衫，身上有股又咸又腥的味道。他脱了皮鞋爬上床来，我看到他脚趾甲里全是黑泥，一股脚臭味熏得我发慌。
那人一上来就泄了，像条抽了筋的狗摊在那儿。我望着床上那滩脏东西，半天不知该怎么办。那人歇了一会儿，问我是不是新来的。我老实地点点头。
他爬了过来，一双手到处摸。他说他刚开始搞就没了，要我等下还搞一次。我没说话，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规矩。他见我不说话，凑了过来，一股口臭直冲过来“：你这样不敬业，今后生意是做不开的。你给我倒插杨柳，我再给你加十元钱。”我不知道什么是倒插杨柳，茫然地望着他。他给我讲了一通，讲着讲着他的下身又硬了起来。
那天晚上我只觉得恶心和痛。完事后，我坐都不敢坐了。我讲给同屋的桂梅听，她问我收了多少钱。我把那皱巴巴的六张十元的票子拿出来。
桂梅叫了起来：“三桃，你被鬼日了！你记住，放一炮就是五十元钱，特殊服务双倍的价位。这狗卵黑了你九十元钱。下次谁碰到他不把钱补齐了，把他狗卵割了抵钱。”
我木木地坐在一旁，心里乱得跟丝麻一样。我想起了家里的死鬼，想起了孩子。我想起给家里打个电话。桂梅问我是不是有什么要紧事，我摇头。
她数落我：“你钱烧得疼是吧，电话亭打个长途，一分钟两元钱。你到时眼泪巴沙一哭，不就几十元打水漂了。等你寄钱回家了再打个电话。”我听了，心里难受得紧，以为自己会哭，可一滴眼泪都没有。
我呆的地方是广东省的一个县镇。听说这鬼地方在广东不算个好地方，那好地方是怎么个好法，我想不出来。桂梅帮我想了半天，说：“那鬼卵好地方哪怕是我们这种人都是读了书的，起码要读个初中毕业吧。”
我又想了半天，村里的玉兰读了初中，到她叔家当保姆，后来找个家在城关的后生嫁了，再不用在乡里苦做了。每年过年回娘家拜年，给的都是红包，一家包个二十元，已是大数目了，给她娘家的都是几百的。她长得跟个冬瓜样的，一身的肉。
我只读了四年书，后面的弟弟妹妹排着队来了，我就在家成了母亲的帮手。家里的死鬼读了个初中，笑话我没知识，骂我把卵横着放不知是个“一”字。有一次惹恼了我，我狠声说：“哪天我把你卵割下来横着放，看我知不知道它是个一字。”
这儿原来是个渔村，前不久这儿穷得蕃薯饭都没得吃，几年的时间就成这样了。这儿的人长得不美，矮不拉咚的，黑皮黑肉，眼睛凹下去，鼻子也塌，一张脸长成个稀汤流水的。他们穿衣不讲究，整年穿得松松垮垮的，没有个利落的时候。这些人是本地的土人。还有一种本地人，高高白白的，男的像个男人，女的像个女人。听桂梅讲这些人的祖先是我们两湖那儿来的，在不断的杂合中。他们的后代越长越好看了，跟我们田里的杂交稻样的。
我们租住的旅社是一个本地土人的产业。这些人原来同我们一样，白天在田里下力，晚上在床上用劲，除了多几个孩子，也没什么富余。忽然一下来了政策，每一寸土上都铺满了黄金。他们可以守着土地坐地收租，比过去的地主还要过得舒坦。我们那块的地肥啊，你插根耘禾棍在田里，来年都可以砍根树回来。可那儿的地命贱，我们人也跟着贱命。
这些本地人靠租地就过上了好日子，白天不用在田里下力了，晚上也不在自家床上下力了，都跑到别人床上下力去了，下完力，还得掏钱。
本地女人没得用，男人在外面忙着找小姐，她们就像瞎子聋子哑吧，看不到，听不见，也不闹。男人管赚钱，女人在家养孩子，陪老人，连棵菜都不要女人出去买。桂梅说本地女人不是人，是夫家养的畜牲。
旅社的主人是当地的一个村干部，他把这处产业给了最小的儿子，是个二十来岁的后生，典型的本地土人，我们叫他黑皮，反正他听不懂我们的话。黑皮一般不来，来了就是收租金，或有别的事要办。
他从不同我说笑，老黑着一张脸，隔远了同我们说话，好像怕我们传染了什么东西给他。一次，一个不会看脸色的小姐同他开玩笑，用手去拉他。黑皮一下脸涨得黑红，一巴掌甩在对方脸上嘴里咆哮着像在骂人，我只听出了“猪”这个字。
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了，我慢慢地喜欢上了这儿。女人不就是陪男人睡觉的么，陪自己男人是睡，陪别的男人不也是睡，还有钱赚呢。
来了两个月，我已攒了一千多元钱。有一次，一个客人给我一张一百的，我找他五十远钱，过后才知道那是假钱。我骂了两天，骂他今后男根烂掉。桂梅教我把钱存在银行，怕有人偷了。
转眼快到中秋节，我打电话回去。电话打在别人家，那家再叫死鬼来接的。我说中秋节想回去。那头闷了一回儿，问：“你赚了几多钱？来回的车费贵死人的。孩子都还好。”我呆了一呆，不知说什么，那头“喂”了一声我才醒过来：“我妈腰腿不好，你从我寄的钱里给她一百，当是节礼。”那头哦了一声，把电话挂了。
晚上，我送走一个客人，觉得人是浮的，倒在床上就睡了过去。睡到半夜，我觉得喉咙里冒火，头像被榔头捶得疼。桂梅听动静不对，把我喊醒了。
附近有个小诊所，光顾它的大多是我们这种人和我们的服务对象。还在家的时侯就听村里人讲了这么件事：一个村子里有个老了的土郎中，他看到村里的女人在外面都赚发了，心痒得晚上睡不着。他日里夜里想的都是怎样跟上时代的潮流，趁还活着的时候，到南方去发发财。
晚上他躺在床上把老婆子摸了又摸，除了皮就是骨头，自己都不想多摸一下了，还有谁会付费摸她呢？有那么一个晚上，他灵光突现，第二天收拾收拾就走了。
土郎中到了南方某地，找了个小姐比较多的地方，开了个诊所。他的药水就是葡萄糖水，里面狗屁都没加。他的药片就是面粉团，反正吃不死人。对每一个来治病的人他都叮嘱说几个月内不能近房事，要不这病难得好。只要是到这儿来的男人，谁他妈熬得住几个月不搞一下的，除非他底下那二两肉已烂完了。到这儿来的女人谁搁得住几个月不做生意的？她们哪怕冒着生命的危险也要去赚那个钱。
我走进这个诊所，就想起了村里的那个故事，心里堵了个疙瘩。诊所的医生是个暴牙的四十多岁的老男人，穿了一件看不出本色的大褂。
他让我在旁边的台子上躺下，把裤子脱下来。我小声说：“没个隐密点的地方？”暴牙用他的鼓眼扫了我一下：“你还怕谁看到了？”桂梅掐了一下我的胳膊，陪了个笑脸：“她刚来的，不懂事，您别见气。”暴牙戴了双手套，像拨拉一片猪肉样的捣弄了几下，就坐下开药单。我掏了四百多元钱，十来个晚上白干了。
这是我的第一次职业病，是轻微的阴道炎。就在我得病不久，一起的一位姐妹卷起铺盖回去了。她的梅毒已经到了二期，没有客人到她这儿来了。那天她接完最后一个客人，客人第二天带了几个人来了。说是染上了梅毒，要一万元的诊疗费。
那个姐妹吓傻了，她跪在那人脚下哭了：“大哥，我实在不知道自己得了病，我把钱退给你。你大人大量，放过我吧。”桂梅说碰到“鸡霸”了。这种人以保护小姐为名，收取保护费，同时会以客人的身份盯上哪个小姐，以各种理由诈钱。
那个姐妹当时给了身上所有的三百多元钱，连夜搭火车走了。她一直在哭，什么话也没说。在一起的姐妹一人凑了两百元钱送她走。我第一次哭了，来这儿后。我想我的爹娘，想我的娃崽，想那没出息的男人。那个晚上是一年中月亮最圆的一个晚上，阴历八月十五的晚上。
日子像树上的叶子落了又长长了又落。我每天辛苦地工作着，再大的苦有了钱都不觉得苦了。
转眼到了年底。这儿的冬天不冷，穿件毛衣就行了。大街上的人还是多得跟个蚂蚁似的，在街上蠕蠕地动。我趁空到市场给四个孩子买了衣，给爹娘买了鞋，给老公买了一条烟。这地方稀奇的水果多，我还计划着走的前一天买些水果回去。桂梅那贼女人笑话我：“你买那些笨重货干啥？只要有钱带回去，回家去什么没得卖的？”
我们村在这一起的有九个，还有邻村的，加起来就有二十多人了。大家约好了小年那天动身，腊月二十六就可以到屋了。
我是小年夜上的火车。一到火车站我就晕了。人贼多，差不多都是人抬着人往一个地方挪。桂梅在顶前头，我被夹在中间。一行人挤到候车室，那儿的人更多，就是乡下粪坑里的蛆，又小又密，蠕蠕地动。
在上火车时，我那个装了瓜果的袋子被卡在了人胳膊间，怎么也拽不出来。桂梅扯着嗓子喊：“把袋子丢了！”我听她喊去了，手一松，袋子就掉了。不一会儿，有人在骂人，骂谁丢了么卵东西差点把人绊倒了。到了车上，我才发现脚上只有一只鞋。
我们在车上呆了二十多个小时，二十六的早上我们到了县城的火车站。在车上大家就提前把衣加上了，可一下火车，还是冷。我看到了半年没见到家里的太阳，忽然觉得它那么亮，亮得我看到它就流泪了。大家按村分成几拨人，租个三马回去。
